亲历稿费六十年一个文学爱好者的酸甜苦辣(7)

想来想去，总算慢慢明白了些。生活中虽然爱好文艺的人不少，但能够发表作品并拿到稿费的人，毕竟不是很多，见到别人一杯茶、一支笔，在纸上写写画画，居然挣到钱，不仅感到新鲜，还觉得太轻松了。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，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稿费实施的情况看，稿费越来越进入人们关注的视线，是随着文艺界的一次次风波发生，特别是丁玲的所谓 “一本书主义”遭到大张旗鼓地讨伐，刘绍堂的所谓“为3万元稿费奋斗”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罪证之一，稿费与政治挂钩越来越紧，其名声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好，直至最后成了资产阶级争名夺利的代名词了。

其实，稿费的产生历史悠久，古已有之。到了近现代，尊重知识，尊重劳动，承认精神劳动的价值，付以合理物质报酬，并以法律形式作出规定，成了中外政府的通行做法。当年鲁迅没有第二职业，全靠写作为生，不仅能养家糊口，在上海租三层楼房，还用稿酬支援了一批革命作家与青年作家。他在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上发表的杂文，千字左右，每篇稿酬可达数十石米的价值。据说史量才（申报馆老板）在签发稿酬单时，手有些发抖，但还是照签不误。（《片酬与稿酬》，元三，《新民晚报》1997·12·8）新中国成立前，我们党在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艰苦日子里，就十分注意在新闻文化文艺的活动中实行稿费制度，山东解放区创刊最早的文摘类杂志《新华文摘》三卷三、四期合刊（1948年5月）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：“来稿一经采用，当致薄酬（每一千字猪肉1斤至2斤半，按市价折算）”。山东新华书店的《群众文化》第十一期（1949年8月）也曾在“给本刊写稿的办法”中写明：“登出的稿子有稿费，一千字1斤到2斤猪肉的折价，供给材料也有稿费。”（见（《老解放区曾发猪肉当稿费》，李强，《扬子晚报》2008年6月5日）

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，尚能想到以猪肉代替稿费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稿费制度更得到正常实施，作家们的精神劳动不仅得到应有的尊重，也能得到不菲的稿费，被传为美谈。20世纪50年代的稿酬并不算低。当时职工的平均工薪只有40元左右（新币），而一部长篇小说却能得稿费数千元，万字左右的论文亦能得200元（合今2000元）。“老舍、张恨水、艾青、吴祖光等文化人，20世纪50年代初都在北京买下了自家的四合院（价格大约都为一万多元新人民币）。来自解放区的“土包子”文化人赵树理，进京后也颇具大家风度。他用稿费一万多元买了一处挺大的四合院，后见中国文联机关用房紧张，就把大院给公家用，换了一处小院；以后离开北京到山西工作，索性将小院无偿交公。上海的巴金等作家，完全或主要以自己的稿费收入解决衣食住行一切日用。（摘自《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》，陈明远，文汇出版社/2006）

仅从以上信手拈来的关于稿费的点点滴滴的事例中，也可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全球通行的稿费制度并不排斥，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战争年代，居然实施以猪肉代替稿费的变通办法，查遍中华文化史，这肯定是绝无仅有的动人事例，反映出党和政府对知识、对人才的尊重，明白昭示：写稿得稿费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，是光明正大的事情。

不是尾声的尾声

1984年7月末，一纸公文调我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。在赴省报到的前一天的傍晚，我一个人跑到运河堤上，恋恋不舍地眺望不知看了多少遍的高邮景色，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向家乡告别。

流经高邮城西的京杭大运河是一条 “悬河”，河床比东堤下的地面高，并且，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。汪曾祺在他的以故乡高邮为题材的作品中，多次写到他乡不易看到的独特景色，借以抒发他的爱乡、怀乡、恋乡之情。他在散文《我的家乡》中以准确真实、形象传神的文字这样写道：“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。我们几个同学，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。城外的孩子放风筝，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。城里人家养鸽子，鸽子飞过来，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……”

此刻，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城就呈现在我的眼前。正好一群鸽子“呼啦啦”一阵风似的飞过来，鸽子背上的夕阳闪现出金色的光芒，好看极了。鸽子肯定不是当年汪曾祺看到过的鸽子，但故乡还是汪曾祺，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乡。盛夏不是放风筝的季节，但我觉得，汪曾祺也好，我也好，许多走出去的人，都是从高邮飞出去的风筝，无论飞多高、多远，那根风筝线，总是紧紧维系着我们与家乡的血肉深情，我们的根永远在故乡。我忽然想到，比起汪曾祺，我幸运得多了，我受过的那些难以尽述的折磨、委屈，真的算不了什么。汪曾祺当年像我这样不惑之年时，正背负着“右派”的罪名在塞外张家口劳动改造，而我却调省工作去了；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终于到来时，汪曾祺已花甲之年，他有点伤感地说自己是一朵迟开的晚饭花，而我调省工作时，正当年富力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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